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
(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
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
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
书。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
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
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
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
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
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
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
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
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
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
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
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
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
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
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
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
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
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
《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
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
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
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
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
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
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
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
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
“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
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