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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literary Annals of The Five Dynasties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1.
Supplement and Correction of ZHANG Jiu-ling s works in ‘The literary Annals of The Five Dynasties ;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张九龄个案补证
2)  Sui-Tɑng-Wudɑi wenxue shiliɑo
隋唐五代文学史料
3)  Tang Dynasty literary history
唐代文学史
4)  the annals of literature
文学编年史
1.
On the road of recording the literature in chronological order in more than 70 years,the annals of literatur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ave made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e.
文学编年史是文学史的一种形态。
5)  Sui-Tɑng-Wudɑi wenxue
隋唐五代文学
6)  literature in the late Tang and Wudai Dynasties
晚唐五代文学
补充资料:隋唐五代文学
      隋唐五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封建社会中期。这是由长期的南北分裂进入统一,达到空前强盛,而最后又陷于大分裂的时期,也是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生产的措施,在政治、经济上,为继之出现的唐帝国打下了初步基础。隋代文学,基本上承六朝余绪,成就不高,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这一时期为由六朝文学向唐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唐朝前期,经过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开元年间100多年的发展,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关系作了一系列调整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劳动者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唐王朝达到了国力强大、经济高涨的全盛阶段。同时,唐代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唐代的经学、史学、书法、绘画、建筑、音乐、舞蹈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学更放射出绚烂的异彩。特别是唐代诗歌。经过"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对齐梁余波的扫荡,以及发展其韵律、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新形式,出现了后世所称道的"唐音",体现了唐代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格。在盛唐诗坛上,还产生了李白、杜甫以及王维、孟浩然、高適、岑参等大诗人,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清代学者沈曾植指出:"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菌阁琐谈》)这种"凌跨六代"的壮志,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特征,是封建政治、经济高度发展在文化、文学上的反映。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以后,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遭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朝廷也曾一度振作,希图中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革除弊端、裨补时阙、挽回颓势的呼声。反映在文学领域,便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有为而作的诗文,形成了唐代文学开元、天宝以后又一个高潮。同时,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兴起,传奇小说、曲子词、变文等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的文学样式也兴盛起来,较之唐前期,文学创作有了更多方面的发展。贞元、元和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思想内容上谋求改革,艺术形式上追求创新。诗人作家大都怀抱壮志,自觉继承盛唐文学精神,而以复古为口号。所以沈曾植说:开元、元宝以后,"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同前)。
  
  但是,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局面并未能持续很久。自唐文宗以后,随着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社会危机愈演愈剧,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歌,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已不免抹有衰亡感伤的色彩。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继承了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传统,批判现实也较多地显露出愤激的情绪。与此同时,新兴的传奇、曲子词却更趋活跃。传奇的侠义神怪色彩更浓;温庭筠、韦庄大量创作曲子词,促进词的发展。进入五代十国以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文学趋于萎缩。只有西蜀和南唐相对说来较为安定,词在晚唐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为宋词的兴盛开辟了道路。
  
  唐代文学,除受上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外,还有一些唐王朝制订的制度、政策方针及社会风气的因素,对它的发展繁荣也有着显著影响。
  
  唐代选拔人才,承袭并扩大了隋代的科举制度。其中最受重视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以致写诗成了当时士人的必修科目。伴随科举而来的"行卷"风尚,也有助于锻炼士子的写作技能。只要诗文写得好,便可获得赏识,谋取官职,这对于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士人从事文学创作,无疑是具有刺激作用的。正是他们,构成了当时作家队伍的主要力量。同时,唐代统治者大都爱好文艺,有的本身就会写诗作文,影响所及,从宫廷、官邸到酒楼、妓馆,吟诗唱曲成了普遍的风气。这也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唐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大超越了前代。仅《全唐诗》所收,就有诗人2200余家,诗作48900余首。《全唐文》所收,则有作家3000余人,文章18400余篇。而且各种艺术风格纷呈,各种文学流派争胜,使得整个唐代文学园地呈现出了繁荣景象。
  
  唐代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历朝除武后隆佛外,都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同时提倡、扶植佛、道。这也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唐太宗曾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以指导士子学习、理解儒家经义,并颁布天下,规定为科试经义的依据。当时科举中的明经科,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在文学上,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诗文及文学主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在唐代极盛。玄奘、义净等高僧曾先后游历天竺(今印度),带回上千部佛经,大量翻译传播。除纯粹取自天竺佛学的法相宗外,当时还出现了结合中国特点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道教在唐代视如国教,老子李耳被认作皇室的祖宗,尊为太上玄元皇帝。李林甫、贺知章、颜真卿、李泌、元载等著名官员,都是道教信徒。当时佛道两教的寺院,成为遍布全国的大小庄园,影响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文人中,王勃、王维、梁肃、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等,都与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的集子里,有不少为佛教寺院而写的碑、记一类文章。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往往将写景与禅趣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反对佛教的韩愈,其名篇《南山诗》连用51"或"字的句式,也是从《华严经·入法界晶》、《佛所行赞》学来。王梵志、寒山、拾得一派的诗,则擅长用通俗的语言阐说佛理。佛教故事,对唐人小说也有影响。如《酉阳杂俎》引述顾守绩令人守丹灶的故事,出自《大唐西域记》;《续玄怪录》中杜子春的故事,袭自天竺。传奇中的剑侠故事,与密宗经典记载的"成就剑法"和种种神通也不无关系。变文更是由佛经直接演变而来的,它那种讲唱合体的形式,又影响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一类诗文的写作。佛都谈神悟境界,谈象外之说,还影响到文学批评,导致了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这一派诗论的出现。道教与当时文学的关系,也并不亚于佛教,李白就是深受道教影响的大诗人。《枕中记》等传奇小说,便明显地带有道教神异色彩。五代杜光庭的传奇集《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和沈汾的《续仙传》等作品,都辑录了大量的神仙传说。还有为数不少的游仙诗和道观的碑记等,内容也与道教有关。但这些作品中消极成分往往占有很大比重。儒、释、道三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都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
  
  唐代中外文化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的普遍繁荣,也给文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当时与唐帝国通商的有高丽、日本、天竺、大食以及东南亚、中亚等地的40余国。除上述佛教文化对唐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外,还有从波斯传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从大食传入的回教等,也都对唐代文学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土,不仅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而且促成了新的文学体裁的产生,如曲子词是配合燕乐乐调演唱的,而燕乐则大多采用或融合了少数民族和西域的音乐。另一方面,唐代文学也给了少数民族和外国以很大的影响。如古文家萧颖士,当时日本国人愿以为师;张志和的《渔父》词流传到日本,嵯峨天皇即有和作,成为日本词学的开山;白居易的诗集,也曾传到新罗和日本,为嵯峨天皇所爱赏,并为管原道真等人所仿作。在新疆,回族人坎曼尔不仅抄读白诗,学习其批判现实的精神,而且还会用汉文写诗。这种文化的大交流,无疑对中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都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唐代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实践,还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唐代的文学理论家,既有重视作品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的一派,如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又有侧重于探讨作品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一派,如皎然、司空图等。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主张,都是从创作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反过来又指导、推动了创作实践。其中有些理论如"文以载道"说、讽喻说、象外说等,对唐代文学和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基本的文学形式在唐代都已出现,诗和文的创作更取得了高度的成就。
  
  

参考书目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中华书局,北京,1962。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
   岑仲勉:《隋唐史》(新一版),中华书局,北京,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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