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双击或选中下面任意单词,将显示该词的音标、读音、翻译等;选中中文或多个词,将显示翻译。
您的位置:首页 -> 词典 -> 商周乐器
1)  Shang-Zhou yueqi
商周乐器
2)  Shang-Zhou bingqi
商周兵器
3)  Shang-Zhou taoqi
商周陶器
4)  The music instrument of Shang dynasty
商代的乐器
5)  bronze vessel of Shang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商周青铜器
6)  Shang-Zhou guyaqi
商周骨牙器
补充资料:商周乐器
      商周时代用陶土、玉石、青铜、竹木和皮革等原料制作各种乐器。与礼器一样,乐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奴隶主贵族的生活)中也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发现的各种乐器,对考察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乐器的类别与出土 据文献记载,根据所用材料的不同,乐器又有八音之称,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商周时代的乐器,已知有玉、石制作的磬,陶土烧制的埙,青铜铸造的钟,木制的配有丝弦的琴、瑟和木框皮面的鼓,竹制的篪、笙、排箫等。这些乐器中,吹奏用的有埙、篪、笙和排箫,弹奏用的有琴、瑟,打击乐器则有钟、磬、鼓等。其中,除了埙在遗址中常有出土外,其余几乎都出自墓葬(主要是贵族墓葬),而琴、瑟、篪、排箫、笙等,目前仅在东周时期的墓葬中才能见到。
  
  埙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出现,但尚未定型。商代基本定型。埙体为圆锥形,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等地出土的陶埙都有五个按音孔。测音表明它们的基音相同,均为a。
  
  鼓出现的时间也很早。早期可能有用陶土烧制的,称为土鼓。木质皮面的鼓大多不易保存,所见多是朽痕。湖北崇阳出土1件商代铜鼓,应是仿照木鼓铸成,可知商代所用木鼓的形制。从东周墓葬出土情况可知,鼓的下部一般都有木质或青铜的鼓座,无鼓座的安有木把,有的则是悬鼓。
  
  磬的出现可能在商代以前。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早期石磬倨勾部有孔,可供悬挂,外形与后来流行的石磬一致,但表面留有打制痕迹,未经磨平。经过测音,知音高为#C。商周时期的石磬,有的磬面雕刻有精致的装饰花纹,如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一件石磬,两面都雕琢有精美的虎纹。不过,雕琢花纹可能会影响音质,所以不少石磬的表面仅彩绘出花纹,有些磬则用玉或似玉之美石制作。磬分单枚的特磬和数枚一套的编磬。商代编磬为3枚或5枚一套,东周时多为9枚一套。演奏时磬悬挂于磬架之上,每磬可发一音,音的高低由磬的形体而定:大而薄则音低;小而厚则音高。其悬挂次序为由大到小,即按低音到高音的顺序排列。曾侯乙墓出土的石磬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出土时青铜磬架上悬挂两层石磬,每层两组(一组6枚,一组10枚),共计32枚。但从漆木磬盒中的磬槽、槽内编号和乐律铭文可知,总数当为41枚。
  
  
  钟因形制不同,又有铙、铎、甬钟、镈钟、钮钟等不同称呼。钟大多数为青铜铸造,但江浙一带东周墓中出有用釉陶制作的。使用时有的手执或植于座上,有的悬挂在钟架上。商代的钟为3枚一套或5枚一套,西周中晚期有8枚一套的,东周时期增至9枚一套或13枚一套。钟的隧部和右鼓(或左鼓)部木槌敲击时可发出两个不同的音,有人称为正鼓音(或称鼓中音)和侧鼓音(或称鼓旁音)。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套,有编钟64件,加楚惠王赠送的镈1件,计65件,依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形,全长10.79米,高2.67米,出土时仍矗立如故,并能演奏多种乐曲。(见彩图)
  
  
  各地东周墓中还出土篪、笙、排箫、琴、瑟等丝竹乐器,但数量及组合不尽相同。其中曾侯乙墓出土瑟12件、笙5件、篪和排箫各2件,五弦琴和十弦琴各1件。笙有12管、14管、18管3种。篪与笛的形制不同,横吹,无膜,七孔,有底,五个指孔并列,另两个孔分别列于两端,与五个指孔成90°角。
  
  乐器在墓葬中的随葬情况,当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反映。如曾侯乙墓有东、西、中、北4室。 北室主要放兵器和车马器;东室放墓主人的葬具和陪棺8具,并放置琴、瑟、笙、悬鼓等乐器;中室则放置编钟、编磬、建鼓、篪、笙、排箫、瑟、枹鼓等乐器,钟架旁边还有演奏编钟时使用的6个木槌和两根木棒,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钟鼓乐队";西室有陪棺13个。东室和西室陪棺内的死者均为青年女性,有人推测她们原是乐队的演奏者或表演歌舞的女乐。
  
  编钟、编磬与金石之声 半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商周编钟已经超过40套。经过测音知道,钟体的隧部和右鼓(或左鼓)部所能发出的两个音级,均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殷墟妇好墓出土的5件钟约当G、A、C、F、(?)、G,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柞钟,各钟发音基本上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侯马出土的一套春秋编钟共9枚,总音域比柞钟少一个八度,但在西周编钟角、徵、羽、宫的结构上增加了商音和变徵音,构成了有变徵的六声音阶。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八度。在约占三个八度的中部音区,由于有三套音列结构大致相似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而且十二个半音俱全,因此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
  
  十二个半音,传统的音乐术语称为"十二律"。曾侯乙墓出土的钟、钟架和磬、磬盒上都有铭文,钟的隧部和右鼓部的发音部位都有定位、定音的标音铭文,磬的铭文与钟相通。由铭文可知,战国初期各诸侯国所用十二律的名称和制度并不统一,如曾国的姑洗相当楚国的吕钟,曾国的大族相当楚国的穆钟、宗周的刺音等。不过,其基本原理仍与宗周一致,如曾国的六律至少有五律(黄钟、大族、姑洗、妥宾、无僁)与宗周的完全相同。
  
  有关乐器和音乐史的研究 对于中国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的形成与发展,学者之间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近年以来,学者们在实测古代乐器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探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五声音阶的形成在仰韶文化时期,七声音阶的形成在公元前第2千年前后;也有人认为,七声音阶的出现不一定晚于五声音阶出现的时间,至少在晚商时期已出现完整的七声音阶;还有人认为,七声音阶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形成。虽然看法还不太一致,但都否定了将中国古代音阶的形成时间估计得过晚的观点。
  
  关于编钟,学者们在对钟体进行测音的工作中发现,每枚钟的鼓部基音大都比隧部基音高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有人把每枚铜钟发两个基音的现象追溯到商代。有人用激光全息干涉检测技术,对编钟进行声学性能的研究,认为商代钟的隧音和鼓音关系以大二度居多,自西周晚期始,双音钟音程的小三度关系很显著,大三度也有所增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他音程关系也逐渐展开。
  
  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证明,65件铜钟都是由陶范分范合铸而成的,花纹用模具翻制。钟的含锡量为12.5~14.6%,含铅1~3%,配比比较合理。由金相组织推断,铸造过程中可能采用预热铸型,延时脱范,利用铸型和金属余热进行均匀退火来改善金属组织,减弱余应力。有的研究者指出:含锡14%左右,铅在2~4%之间,钟的综合性能最优。淬火回火工艺可以调整音频并使之稳定。曾侯乙编钟在铸造工艺上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参考书目
   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3。
   冯光生:近几年来我国音乐考古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2年1期。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参考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