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南朝文学

    　　指宋、齐、梁、陈四代的文学。这个时代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创作活动受到空前的重视，文坛呈现病态的繁荣，作家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越前代；作品内容单薄空虚，但题材有所开拓，形式技巧趋于成熟；文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西晋以来，高门世族不仅垄断经济和政治，同时也垄断文化。东晋渡江之后，南北政权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刘宋初年开始，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商业和城市随之兴盛。物力富饶，为高门世族优游于文艺之林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文化素养是门第的标志和点缀。东晋时代表示高雅的玄理清谈,在南朝流风未沫,但上层社会的注意力却更多地转到诗文创作上。世族以一门能文、"文才相继"（《南史·王筠传》）而自豪。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帝王，因为并非出身望族，竭力追踪风气，除了自己从事文学活动以外,又倡导奖励,不遗余力。南朝不止一次出现帝王和文人争胜以至嫉妒文人的事例，正可以说明他们对文学的重视。《南史·文学传》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钟嵘《诗品序》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这都可以说明当时上层社会重视文学创作和文坛的繁荣情况。
　　
　　南朝文学的根本缺陷，是在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对于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的反映，也较少看到作家在政治上失意的牢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治形势的动荡、作家生活的优裕和思想的消沉。南朝170年间,王朝四易；一代之中，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残杀也十分惊人。政治上的动乱和迫害，可以使作家激愤，也可以使作家放荡或者韬晦。谢灵运桀骜不驯，招致杀身之祸；江淹晚年"才尽"，未必与齐明帝的猜忌残忍无关。南朝文士大多选择后一条道路。同时，他们几乎全是世族子弟、在职官僚，膏粱纨袴的生活和门阀制度的种种约束，又造成了他们和广阔的社会处于隔绝状态，精神状态空虚萎靡乃至低下。这样，他们当然难于写出内容充实的作品。综观这一时代的文学，描写自然景物、男女爱情、朋友交谊的作品中不乏感情真挚和语言清新的佳作，但大量出现在诗文集中的是那些饮宴、应酬、咏物的作品，等而下之的就是艳体诗。这种现象还祸延乐府民歌。今存的南朝乐府民歌十之八九是情歌，尽管坦率而健康，但比起汉乐府和北朝乐府来，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要狭窄得多，其原因也应当是搜录整理者摒弃了怨刺之音，只收录那些可以满足上层人士声色之娱的作品。
　　
　　创作活动受到空前的重视，作品的社会功能又日见其广，高门世族的自我标榜、互相欣赏，寒士的进取仕进，都离不开文学。为了掩饰内容的贫乏，作家们就在形式上锐意潜心，力求精美。自晋代以来，士族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标准偏重于辞藻华美、声律和谐、隶事精当、属对工切这些形式方面。《文心雕龙·明诗》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轻可以指内容的单薄空虚，绮应当指形式上雕文织采、侧艳华丽。这种轻绮之风，从陆机、潘岳发端，到南朝已成为文学的时代风貌。
　　
　　诗歌和骈文是南朝文学的两种主要形式。刘宋前期，最为突出的作家是鲍照。他的乐府诗风格强劲奔放，充满了愤懑不平，大异于南朝的其他作品。谢灵运是优秀的诗人，胎息于玄言诗母体中的山水诗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出现，一扫东晋诗坛上窒息沉闷的空气。这一题材同时也进入骈文，产生过不少精致清新的作品。刻意追求形式美、铺陈辞藻、罗列典故的作风在谢灵运和颜延之的作品中有所发展，开启了"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的风气。降及齐梁，山水的题材扩展而及于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梁代又出现了宫体诗,在艺术上更加讲究调声选色、数典属对,加之诗歌格律逐渐成型，所以作品就更加规整工丽。比较突出的作家有谢朓、沈约、江淹、何逊、吴均，他们的优秀作品,虽然不脱藻绘,却给人以新鲜明丽的感受。骈文和赋的发展与诗歌相应，但由于文的应用范围比诗歌广大，除了诗歌中常见的题材以外，还可以看到家国之悲、穷通之感和对世态的讽刺。梁代后期以迄陈代，文风中的不良倾向变本加厉，诗文作家仅徐陵和阴铿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作品。
　　
　　文学批评在南朝时代有充分的发展。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对于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探讨更加系统和深入。文笔之辨反映了当时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和要求，永明声律论总结了汉语声韵在韵文中构成美感的运用规律，对当时的新体诗和后世律诗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文学批评史上划时代的巨著，系统完整，论述严密，全面地讨论了文学创作中各方面的问题。钟嵘的《诗品》则是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对五言诗的思想艺术标准、作家的流派和具体评价，都有许多精辟的意见。
　　
　　南朝小说可以分为轶事和志怪两类。轶事小说的代表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录了东汉至宋初高士名流的言行,隽美生动,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史料价值。志怪小说有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異苑》和吴均的《续齐谐记》。
　　
　　南朝文学摆脱了哲学和伦理学的束缚而独立发展，文化传统的继承、审美能力的提高、艺术技巧的积累以及创作中的各种问题的理论探索，都是这一时期文学繁荣的重要因素。形式的成熟虽然不能弥补内容的贫乏，但这种成熟又是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它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唐代许多有见识的作家尖锐地批判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同时又充分肯定一些优秀作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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